醫療融資改革癥結在資源導向

本月公布的醫療融資改革建議諮詢文件，有說當局的選擇可能遠離去年三月的哈佛顧問建議，而接近八月的醫管局反建議，即是維持現行的公費醫療體制不變。但是，在港府量入為出的經濟管理原則下，公共醫療開支在政府總開支中所佔比例，相信已經沒有太大的上升空間。因此文件最大要旨不外是遏止或紓緩政府醫療開支的上升，其中可能方案是提高公營醫療收費。但為了減低加費對社會的震盪，文件會同時推出多套融資措施，如強制醫療儲蓄或醫療保險等，而部分建議據悉取經自新加坡制度。

舉凡推行關乎民生政策，必須按當地的政治、經濟、醫療健康價值觀等元素來制訂。新港兩地雖同是華人社會，經濟結構大同小異，但骨子裡的社會民情和健康價值可謂南轅北轍，硬搬新加坡的融資制度套在香港的環境，容易造成張冠李戴，吃力不討好，最終可能失敗而回。

簡單來說，兩地差異之是彼此對醫療服務的看法完全不同。香港人視之為基本人權，新加坡人則視作個人責任。換言之，獲得醫療服務是基本人權。人民有權，政府自然有責，為他們提供醫療服務；加上近年醫管局銳意提高服務質素及擴大服務範疇，但又依然保持低廉收費，在低收費高質素的吸引下，令公共醫療服務高速膨脹，開支急升。

反觀新加坡卻強調醫療是個人責任，須各自開發資源，籌集個人治療經費。故當地除實施強制儲蓄外，政府更鼓勵人民購買災難性疾病保險，以彌補儲蓄之不足；若無法負擔，才由政府承擔。換言之，當地的社會氣氛早已接納「靠自己」的醫療服務，當政府推出連串強制儲蓄計劃時，自然水到渠成。

究竟在不同的民情下，當局推出的融資方案能否奏效？

目前不論是基層醫療、專科門診，以至住院服務，政府皆要作大比例的補貼，即使將來提高收費，當局亦會考慮社會的反響，相信調升幅度不會太大，政府仍要作出大比例的補貼，因此最終不會改變大部分病人的求醫行為。反之，由加費獲得的額外資源，只會增加醫管局的服務量，吸引更多有需要、甚至無需要政府補貼的病人使用公營醫療服務，進一步「攤薄」醫療資源，對那些貧困而沒有其他求醫選擇的病人來說，更是不公平。

至於強制醫療儲蓄的概念取經自新加坡，但以目前使用公營醫療服務者多為低收入人士，以一名月入一萬元人士，若醫療儲蓄供款額為1%，工作三十年，他可儲蓄$36,000。區區數萬元遠遠不足負擔私營醫療，因此，若醫管局依然保持高素質低收費的營運模式，市民的求醫習慣並不會因醫療儲蓄而改變，大部分仍會留在醫管局系統內求醫。與此同時，一如上述加費結果，由醫療儲蓄而來的額外資源，將會使醫管局繼續擴大，市民更加倚賴公營醫療。

即使是一名月入十萬元的高收入人士，以相同的供款額及工作年期，可儲蓄$360,000。縱使儲蓄款額不俗，亦可能只夠入住深切治療病房約一個月的費用；若患上災難性疾病，根本不足以應付。如果沒有患病，便會滯存一筆可觀的款額，湊合起來，可能有其他更大的用途。況且，這些高收入人士，大部分都會作個人儲蓄，部分亦有購買醫療保險，根本毋須強制。由此可見，強制醫療儲蓄不過是為解決醫管局資源封頂的中長期辦法。但強制能力不高的中低收入人士儲蓄，只會使他們的生活百上加斤。至於強制高收入人士儲蓄，根本沒有這個需要。

若從香港社會整體而言，筆者最大的疑問是：為了解決醫管局的融資問題，而改變香港的經濟秩序，放棄自由經濟、自由選擇，改為強制儲蓄，並為醫管局繼續膨脹製造有利條件，最終只會導致醫療一體化，這是否我們的意願？另一方面，是否由於香港市民過份追求低價高質的公營醫療，而忘記了所要付出的代價？

誠然，香港公營醫療問題的最大癥結是醫療資源導向失誤。由始至終，當局從沒有勇氣劃定高補貼公營醫療的範圍；反之，醫管局服務給市民的印象是樣樣俱全，全民皆可使用。 那麼，香港公共醫療資源的正確導向應是什麼？首推救急扶危的急症服務；其次是高經濟風險的疾病（如嚴重疾病需要器官移植或長期不癒的慢性疾病），使患者能獲得素質合理而經濟能力可負擔的服務；以及為貧困人士提供素質合理的醫療。此外，疾病預防及醫療人員培訓等工作，政府自是責無旁貸。至於低風險的醫療項目，如基層醫療（除預防疾病及幫助貧困人士），政府不應補貼。這樣，有限的公共醫療資源才不會被所有人和所有醫療項目「攤薄」，最終令那些有真正需要的病人即使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也能獲得適切的照顧。

(大公報) 作者：勞永樂
20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