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問題和真相的勇氣

梁智鴻

     最近有關公共醫生架構與薪酬檢討的評論中,論者大都能追本索源,點出問題的癥結,乃在政府根本欠缺一套前瞻性的醫療融資政策,所言甚是。許大夫上周(十二月十三日)於信報亦著文質疑有關方面欠缺承認事實、說出問題真象的勇氣,可惜許大夫要求大家講真象之時,文章卻同時提出子虛烏有的指摘,指我「身為醫管局會董,也從沒有正視問題……可有想過提起少許政治勇氣,說出問題真象?」

    我撫躬自省,過去十載自問堪稱醫療融資改革的推銷員。八八年筆者首次參與立法局施政報告辯論時,已指出「政府盲目擴展公共醫療體系,正是導致醫療服務走入困境的罪魁禍首。」自此,我不論是在每年的施政報告與財政預算辯論、或公私場合中,均不厭其煩地敦促政府清晰界定公共醫療的對象與範疇,並促請政府按「用者自付、能者多付」原則制定長遠融資政策。事實勝於雄辯,試問許大夫何以得出「從不正視問題」的結論?

    任何社會均有責任確保市民獲得適當的醫療服務,然而,在有限的資源下,各地均普遍坦然接納市民須在輪候服務、與承擔多一些醫療開支兩者之間,作不同程度的取捨。不過,數十年來,香港市民早慣於不論貧富均能使用幾近免費的公共醫療服務;加上醫管局成立之初,有賴香港經濟蓬勃,公營服務得以長足改善,幾年來,「又平又靚」的服務「吸引」愈來愈多市民使用。

    然而,除非市民願意無限量以公帑投入醫療服務,不然,以有限資源絕無可能應付無限需求。這顯淺的道理,不少政黨政客私底下亦表示認同,但要他們冒喪失選票之險,公開承認這真象卻如緣木求魚。政黨政客祇重眼前,欠缺追求前瞻性政策的智慧與勇毅,無怪乎屢屢被人譏為質素低了!

    同樣,政府相信亦深明香港公、私營醫療失衡的癥結與真象,奈何九七前的夕陽政府難有作為;加上百年公務員文化積習下,官員大都患短視、頭痛祇醫頭的毛病。直至近年經濟低迷,庫房高官才驚覺公共醫療有如無底深潭,但政府卻無勇氣向公眾清楚解釋香港面對的醫療融資困局;相反,政府為求逃避推卸責任的指摘、逃避政黨政客的炮轟,竟反過來玩弄數字誤導公眾,企圖借公眾壓力削減醫管局撥款,以掩飾當局未有正視問題、未有及早訂定融資政策的過失。

    醫管局董事局同樣難辭其咎,打從政府施壓力之初,董事局便舉手投降,甘於自棄自主權、犧牲員工的合理利益。至今,究竟有多少董事局成員曾公開斥責政府硬削醫管局資源的不是?有多少位曾協助向公眾解釋醫管局以有限資源無法全然應付公眾需求這硬道理?即使醫管局有就「哈佛報告」作回應,支持能者多付原則,並提出其「目標資助」方案,但向公眾「推銷」的落力程度,卻遠不如宣傳怎樣縮短門診或手術輪候時間,這是否一貫報喜不報憂心態使然?

    過去十多年,我屢屢催促政府制訂醫療融資政策,敦促政府清晰釐定公共醫療的範疇;想不到不單要待九七回歸後,更要待香港經濟低墮時,政府才認真考慮。但願當局明年初推出的醫護改革諮詢文件,真能顯示當局具政治勇氣與智慧面對問題,為香港的未來訂下具遠見的藍圖!

【作者為立法會醫學界議員】

(按:作者於信報20/12/99回許大夫的文章 "醫管局的出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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